母亲被锁在浴室里已经第四十七天了。 筱原冴子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一动不动，电视里循环播放着深夜购物频道，那些廉价珠宝在聚光灯下闪烁着虚假的光芒。她已经记不清上一次出门是什么时候了，也许是上周三——冰箱里只剩下一盒过期的纳豆和一截发黑的萝卜。她盯着天花板上那盏吊灯，灯泡有一颗坏了，另外三颗也不太亮，整个客厅像是泡在浑浊的水底。 女儿三天前被送进了楼上那间朝北的卧室，窗户用黑色垃圾袋糊得严严实实。丈夫说这是为了让她们反省——反省她们在门禁之后外出吃关东煮，反省她们给那个便利店打工的男生抛媚眼，反省她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诱惑。冴子不记得自己有多久没有反驳过他了。她甚至不记得自己是从哪一天开始，习惯性地在听到他的脚步声时蜷起肩膀，像一只挨过太多打的狗。 夜里两点，墙上的挂钟敲了两下。冴子走到浴室门口，手掌贴着那扇磨砂玻璃门——母亲在里面，四十七天，每天只有两次开门的机会，早晨七点和傍晚六点，每次八分钟，用来送饭和清理排泄物。丈夫规定她不准和母亲说话，不准在母亲的饭碗里夹带纸片，不准在清理时故意拖延时间。他知道她不敢。因为她知道母亲被注射的胰岛素剂量，每天一针，足够让一个六十岁的老人浑身绵软无力，却不会真的杀死她。 “妈。”她贴着门缝轻声喊，声音像一根头发丝那么细。 里面没有回应。  她闭上了眼睛。十五岁那年，她坐在地铁站的椅子上，因为少了三百日元而对着母亲又哭又闹，母亲翻遍了整个手提包，最后从内衬口袋里摸出几枚皱巴巴的硬币，递过来时手指还在发抖。她那时候不知道那些钱是母亲给人做家政攒了一个月的零花，她只知道那对镶着假宝石的耳环一定要买到手，否则她就不活了。 耳环后来褪色了，被她扔进了抽屉深处。 而母亲现在躺在她面前不到三米的地方，躺在一张她们从来不会用的浴垫上，身上盖着她的旧羽绒服，因为丈夫说“不要浪费一床正经被子”。 她睁开眼睛的时候，浴室里传来一声极轻的咳嗽。她母亲还醒着。 冴子的手指在门上划了道弧线，指甲刮过玻璃，发出一声细细的尖叫。她想告诉母亲一件事——她今天在丈夫的公文包里翻出了一把钥匙。那把钥匙她很熟悉，那是母亲娘家老房子的门锁钥匙，那栋老房子五年前就被卖掉了。丈夫把它带在身边，像一个战利品，像一个纪念章，像一个永远不会兑现的许诺。  她张了张嘴，还没来得及说，楼上传来一声响动——丈夫翻了个身，床板咯吱了一声。 她的呼吸停了一瞬，手指像触电般缩了回去。 客厅依然很暗，吊灯沉默地亮着三颗灯泡，购物频道里的女主持人用甜得发腻的声音推销着一串又一串永远不会有人佩戴的项链。筱原冴子坐在沙发上，双手放在膝盖上，像一尊没有面孔的雕像。  离早晨七点还有四个小时三十六分钟。 她听见楼上那个翻身的声音之后，一切都安静了，安静得像一具被封进水泥的尸体。只有浴室里偶尔传来那声咳嗽，提醒她母亲还活着，还在等她。至于等什么，她没有想明白。也许是等那把被藏进公文包的钥匙，也许是等一个永远不会发生的奇迹，也许是等她终于学会，把“我爱你”大声说出口。！